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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祖 第833节

    以皇城司的“耳聪目明”,自然大有收获。见刘皇帝露出感兴趣的神色,王继恩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叙述道:“兖国公这一个多月,虽居府中,足不出户,但据小的们所察,他整日在府中饮酒作乐,与姬妾嬉戏,常常酒后狂言,大吐怨气……”

    “哦?”刘皇帝停下了脚步,面上不复轻松,闪过的目光,让王继恩大感惊悚:“朕倒也好奇,他有多大怨气,又吐了什么怨言!”

    王继恩深埋着头,语气中已经不敢带丝毫感情,平铺直叙地说道:“兖国公不只一次,与旁人言,时运不济,他有大委屈。说若不是他坐镇夏州,党项人早就叛了。

    朝廷此前不重视李继迁之乱,不与支持,换任何一人领军,都难以彻底消灭李继迁的游击叛军。前者朝廷遣重兵,投入巨大,他手中若有那般实力,也能消灭叛乱。

    还说,李继迁叛军被击破,就是明证。若非他全力支持,孟都指挥使也难以在丰州建功,大破李继迁,赵王殿下进夏州,只是坐享其成。

    还说……”

    “还说什么!”刘皇帝语气分外严厉,带给人的寒意比这春寒还冷。

    王继恩头埋得更低了,声音也小了些:“榆林之乱,事起突然,他辛苦督师进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官家即便不看在故王兖公的情分上,也该多体恤臣下……”

    “呵,呵呵……”刘皇帝忽然笑了,笑声令人发冷:“看来,他还真是满腹怨言啊,即便是长舌妇,也就这般多的唠叨怨艾吧!或许,还是朕慢待这位柱国能臣了啊!”

    “官家息怒!”王继恩低声劝慰道。

    “朕发怒了吗?”刘皇帝脸上堆出一片灿烂的笑容,甚至露出那口白牙。

    想了想,形容收敛,直勾勾地盯着王继恩:“那些话,都是王侁所言?”

    “小的绝不敢中伤兖国公,而是确有其情啊!”王继恩一脸严正道。

    刘皇帝这才点着头,收回目光,淡淡然地一摆手,吩咐道:“传谕,赐王侁五十坛御酒,十名美女,醉生梦死,朕让他享受个够!”

    言罢,刘皇帝又蹙眉思虑几许,道:“传诏,以王侁为儋州兵马指挥使,听说当地发生蛮乱,他不是自诩文武全才、有志难伸吗,朕再给他一个机会。一道之乱,他解决不了,一州总能勘定吧!”

    堂堂的国公,曾经的一道都司,贬到鸟不拉屎的儋州,担任区区一州指挥,这种恩赐,怕也不是王侁乐意的……

    “你说,人为何如此不自知?”吩咐完,刘皇帝叹了口气,问王继恩。

    王继恩轻答道:“想来是不知足惜福吧!”

    黯淡的夜色下,刘皇帝那双眼睛,却显得格外明亮,伫立在崇政殿前,仰望夜幕间几点星辰,似乎在看哪一颗是王朴。

    良久,刘皇帝悠悠道:“我还是高看此人了,这点仕途浮沉都看不破,忍受不住,如何成大器。知子莫若父,还是王朴识人啊,倒是朕怎会被蒙了心,错把王侁当柱梁?”

    “官家岂能有错,只是兖国公性情乖厉,受不得委屈,也辜负圣恩了……”王继恩下意识地补了一刀。

    既然奏报此事,那得罪王家是肯定的了,那自然要拱拱火。

    第209章 首级=赏钱

    榆林,夏州,黄羊平。

    不过半年的时间,这座曾一度繁荣的边陲小镇彻底换了模样,过去这个时节,正是谋生产、求温饱的关键时期,胡汉商民纷纷聚集,边市贸易旺盛无比。

    哪怕是上一年这个时候,黄羊平的气氛虽然受到李继迁叛乱影响,有所压抑,但还勉强维持着正常的秩序与生活状态。

    但如今,只剩下无尽的凄凉与萧索,放眼望去,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堕毁的土城墙,坍塌的房屋,焚毁的寮舍,以及随处可见的尸骨。

    丰州之战后,榆林官军在行营的统筹下,开始了对各路叛军的清剿工作,尤其是李、袁这两大叛军集团余寇。

    而黄羊平作为李继迁叛的大本营,哪怕只存在了两个多月,也属于重点消灭目标,尤其是,此地距离夏州城还那般靠近。结果是注定的,过程是残酷的,这座胡汉杂聚的边市镇甸,彻底毁于战火,领军的汉将王蒙,协同三千多杂胡骑兵,将整座市镇及周遭党项人屠戮一空,攻克这座叛贼集中营的同时,也拿着上万余首级回夏州请功。

    王蒙原本只是榆林都司下属的一名普通骑兵营指挥,当初王侁第一次调兵大举进剿李继迁时,还曾率兵进驻黄羊平做前哨。

    但人之际遇,实在无常,一年以前,他只是一个骑兵营将,一年之后,却成为了夏州马军指挥使,在夏州的军事系统中,都能排得上号了。当然,这一切也是王蒙用命拼出来的,也是他通过叛军及党项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前程。

    最关键的一战,毫无疑问的丰州之战,王蒙随军作战,率领麾下骑兵向李继迁部发起了不下七次的猛烈冲击,直至将之打垮,而他本人也身被大小创十余处,由此扬名。

    战场上产生情谊,王蒙经潘罗支举荐,得入赵王刘昉之眼,而刘昉是素喜勇士的。即便王蒙与王侁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也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在丰州之战后,被提拔为夏州马军指使,成为榆林大乱中趁势发展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一年前还在黄羊平与王蒙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原镇长张岩,因为参与叛乱,哪怕是被李继迁及野利党项裹挟的,下场也只能用凄惨来形容,全家被杀,头颅被拿去换钱,而下令动手的,也恰恰是王蒙这个“好兄弟”。

    用人头请功,这种相对原始的记功办法,在大汉军中已然逐渐淘汰掉了,军官自不必说,他们对战功的考评要求更高,也早就脱离了单纯的斩首成就。但即便是普通士卒,也有一套更完善的,以监军、佐证相结合的记功办法。

    以往,除了震慑目标之外,汉军是很少采取斩首行动的,最近一次,还是当年田钦祚在安东屠杀东海女真土著,以尸体首筑京观,震慑诸夷。

    时隔多年,相似的一幕再度出现在榆林,并且更加直接,更加残酷,也更加理所当然。不论是汉军还是仆从杂胡军队,于他们而言,那些首级就是功劳与财富,行营早有明令,其文明确规定,一颗叛贼头颅一贯钱。

    这个价位对于官府而言不算高,但对下层的军士,尤其是那些仆从番兵而言,确实极具吸引力的。

    随着内铜开冶,外铜输入,大汉铜钱也越铸越多,汉钱比起过去是有不小贬值的,但一贯钱也是许多底层小民不吃不喝辛苦一月都未必能挣得到的。

    而对于榆林平叛的官军而言,这可是无本买卖,杀几个人,斩几颗头颅,能有多大困难?至多只是费些体力罢了。

    而朝廷在编官兵,平时有饷钱,作战有津贴,加上这斩首之功,参与一次行动,就意味着大笔收入的进项,积极性自然高昂。

    不得不说,大汉官军越来越职业化了,当然,也越来越向雇佣军发展了,即便刘皇帝过去的几十年始终在强调忠君爱国,以宣威郎进行洗脑,有一定效果,但终究比不上金钱利益的诱惑更加直观。

    再者,为何要忠君,那是为了得到职位的提拔、社会地位的提升、财富的增长。为何要爱国,因为帝国能够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抛开这一切,忠君爱国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理想还是很重要的,只是与利益比起起来,终究苍白了些。

    相比于待遇良好的汉军,那些番兵积极性则更高了,在西北这片地域,贫穷还是普遍的,尤其是那些杂胡人,更是穷惯了,给点钱就能卖命。

    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层的顾虑,那就是生存的压力,党项人叛乱,对他们的影响可是不小,在朝廷庞大的压力下,他们若是不想被打为叛贼被消灭,那就只能通过叛贼的尸首来保护自己了。

    尤其当行营拿出赤裸裸的利益诱惑时,个中抉择就更好做了,于是,开春以来,发生在榆林的一系列杀戮,于党项人是不人道,于榆林行营统率下的平叛官兵而言,每挥一次刀,就是一贯钱的收入……

    而杀戮的对象,毫无疑问,是那些造反叛乱,与朝廷为敌的胡汉逆贼,这些人本就该杀,只是榆林混乱无比,如何甄别是一个困难。

    行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下边行动却放得很开,一开始还盯着叛匪,后来就有聪明人盯着所有党项人。

    到最后,则演变成,不论男女老少,尽数斩杀,这个头,还是灵州杂胡白马胡起的。在找不到“叛军主力”之后,白马胡积极开动他们不大灵光的脑筋,把主意打到了那些有“从贼之嫌”党项部民身上,尤其他们屠灭一个部落,连老弱妇孺的首级也换得了等量的赏钱后,潘多拉的魔盒也就彻底打开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遍布榆林全境的大厮杀中,有人是为了功劳,有人是为了赏钱。当然,还有更多人是为了生存,而这部分人之中,绝大多数,需要以命相搏。

    迫于榆林混乱难已的态势,以及官军、番兵挥舞的屠刀,境内的党项人也没有坐以待毙、引颈受戮。其中有反抗的,反抗的结果是死,顶多临死反扑,给官军造成一点伤亡。

    也有选择逃亡的,迁移是这些保持着游牧习性的党项人的本能,然而榆林虽大,可供生存的地方就那么些,而榆林全境早已为官军所封死,想要出逃的,要么半路被截杀,要么在受阻于官军的封锁线,最终还是成为“赏钱”。

    对大部分榆林党项来说,过去的几个月,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无可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幸存者,世上总是少不了幸运者。

    有的冲破重重阻碍,遁入陕北高原,藏入深山,有的则一股脑闯入沙漠,若是能寻得一处绿洲,还有活命的希望。

    但这些,终究只是少数。

    在榆林造成的死亡,除了杀戮,还有饿死,病亡,事实上,在过去的那个寒冬,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当地胡汉人等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到开春之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坏废止,也没有那个空间,饥饿与死亡仍旧是主题,官府官军也都秉持着,不遗一米一粟一面与叛军的态度。

    即便如此,对死掉的榆林人,平叛的官兵也没有放过,只要还能看的,脑袋都被割下来,拿去请赏换钱。或许对那些死难的人来讲,比较幸运的是这等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比起活着遭的罪,要轻得多。

    以首级换钱这条建议,是夏州知府上官正提出来的,此人也不是个善人,是个喝人血的rou食阶级,但并不否认其才干,当年,他还随王全斌南征大理。得益于在榆林叛乱期间的出色表现,对上官正提拔的讨论已经在吏部展开了。

    上官正的提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当然,主要是刘皇帝的认可。朝廷同意了,榆林行营内部哪怕有些异议,也只能全力推行,这等时候,谁也不敢以身涉险,再视朝廷诏令为儿戏。

    为此,刘皇帝还让财政司专门拨款一百万贯,专款专用,用刘皇帝的话来说,用区区一百万贯钱,买整个榆林“叛贼”,买榆林乃至西北百年太平,怎么算都值得。

    当然,那些被拿去换赏钱的首级中,也不全是党项人,还有汉人,当这事实性的“清洗运动”进入到高潮之时,是病态的,是不分敌我的。

    一开始官府还要查验一下,到后来,各州衙干脆开辟“人头坑”,并派人拿着赏钱等着,有人提着斩获“叛军”的首级往坑里一抛,便按数量发放赏钱。

    总的来说,汉民在这场榆林大动乱中,是要幸运些的,当然也仅仅是与党项人相比,尤其是那些提前逃离,又或者早早地涌向城镇,向官府寻求庇护的人,他们虽然也有不少损伤,但大部分能够勉强生存下来。

    但是,不是所有汉民都这么聪明,也有这样那样的运气,同时汉人之中也有败类,也有受袁恪等贼首蛊惑的愚民蠢夫,而这些人,虽披着汉皮,但下场同样凄惨,大多数人也都成为了时代下的渣滓,被斩下头颅去换赏钱。

    第210章 沉默的榆林

    破败不堪的小镇内,倒也不是一片死地,还是有一些生气的满带着凄凉气质的风中,有野鸡在觅食,有乌鸦在啃食着腐rou。

    自从汉将王蒙率领胡汉联军光顾过后,此地便几乎成为绝域,暗淡与孤寂是主色调,腐臭味传遍内外,西北的烈风似乎都吹不散。

    那瓦砾丛中的尸骨,毫无疑问,大部分都是党项人。当初造反之时有多狂热与兴奋,成为一地枯骨之时,就有多么悲凉与萧索。

    要说所有党项人都想要造大汉的反,与朝廷作对,那显然是不尽然的。

    在底层百姓中,除了信仰、生产方式以及生活习性不一样之外,胡汉百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族群的区别,却又是一个客观的实施,当有人宣扬朝廷压迫、汉人侵占之时,党项人难免不受其蛊惑,野心家是少数,但那些被鼓动的普通党项人,那些对叛贼默默鼓舞支持的人,也绝不能单纯地用无辜来形容。

    他们心中又何尝不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党项政权,就是恢复定难军当初的地位也好,即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那样的结果,对他们究竟有没有好处,有多大好处。

    朝廷的平叛行动,可以用凶残酷烈来形容,至于讲人道什么,对于大汉这样的君主专制帝国来说,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大汉当权者更喜欢讲天道,而对朝廷而言,什么是天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而已。

    事实上,早在朝廷摆出那般严厉的姿态以及那般规模的军事行动后,榆林的党项人就已心虚了,而等到袁恪、李继迁先后兵败,那就彻底演变成惶恐了,甚至从思想上就产生了割裂,各地叛军、各部党项,其心本就难齐。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该“见好就收”了,朝廷那么强大,造反没有好下场,这样的认识,变得格外清晰。

    然而,这样的反省,为时已晚。和历朝历代面对胡民反叛的态度不同,不是派兵讨伐,打败叛军,然后得几年太平,等待下一次叛乱爆发。

    大汉朝廷在刘皇帝的意志下,在应对此类叛乱上,从来都秉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如果说对普通汉人还能有一丝丝宽忍的可能,对胡人则很少留余地。

    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大汉从南到北,由内而外,发生的大小叛乱、动乱数也数不清,毫无例外,所有参与叛乱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投入一些必死的刑徒营工程,没有任何宽免的可能。

    这样高压的政策,持续二十多年后,大部分蛮夷也开始逐渐驯服,处于归化的状态中,毕竟,反叛的与有反叛嫌疑的,大多被杀又或者被投入刑徒营改造。

    于榆林许多党项人而言,他心中同情叛贼,支持叛乱,但只要不像野利等部族那般亲自参与其中,那就有余地。

    叛军成功,他们能趁机获得好处,叛军失败,他们也不会有太多损失,至多回到过去二十来年的日子中,又不是不能习惯。

    然而,世上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尤其榆林甚至西北特殊的民族、政治、军事情况,使得朝廷的态度异常的坚决,行动也异常的冷酷,根本就不给贰心者首鼠两端的机会。情势复杂,难辨敌我,难分忠jian,那就一并扫除。

    而到了这一步,很多党项人方才醒悟过来,后悔莫迭。只是,为时已晚,索命的绳索早已套上脖颈,斩首的屠刀也已磨得锃亮。

    与朝廷而言,为了布下这个阵势,调动十几万军队,耗费无数人财物力,如此沉重的代价付出之后,那一切也都没有什么余地了,没有刹车的可能,只有沿着既定的战略计划做下去,直到完成。

    而带来最显著的结果,便是榆林全境,竟成血色,千里之内,寥无人烟,即便有,也只是尸骸罢了。

    在榆林,被杀者毫无疑问,都是“叛贼”,但杀人者就不一定了。这其中的原因,还在于一开始就发布的那道政策,执叛贼首级献官府者可免死。

    在杀戮横行的榆林,这道对叛贼唯一的宽恕政策同样不免被念歪了,当然,或许本就在朝廷的预期之内。

    早在榆林封锁圈形成,境物资严重缺乏时,就已经有一些抢无可抢、寇无可寇的叛军,感到威胁了。

    在冰雪交加的严寒中,什么富贵荣禄早不是叛军的目标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那时候,就已经有些叛军,开始攻击“义军”,抢夺生存物资,到后来,干脆执首级冒险去向官府投诚。

    对于这些“反正”的行为,在赵王刘昉的主持下,并没有食言,而是严格按照刘皇帝的意旨来执行,全部接纳,赐下脱罪免死的凭证。

    当然,对这些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全被被分流到天南海北,安西、安东、安南、南洋都是流放的目的地。但不论如何,至少命是保住了。

    有了这些榜样,剩下的叛军如何选择,就有实际的参考了。叛军同道的内部残杀,也由此开始,最初也只是小规模的矛盾爆发,食物争斗,到后面就演变成彻底的生存之战。

    等袁、李先后惨败于官军,各路乌合义军,就更没有坚持的理由,一场大规模的淘汰赛,正式展开。朝廷的赏钱,仅针对于官军、汉民以及仆从杂胡,但叛军只为了活命,也是毫不留情向周遭叛军队伍下手。

    同时,追杀叛军的人除了官府官军组织,同样还有榆林境内的党项人,其中有他们的同族同类,但同样是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拿起钢刀。同样的道理,党项人执一“叛贼”首级,一样能够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