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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供,两千两百七十两。里甲军需银,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九两。工部额外坐派之供,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两。户部不时坐派之供,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这里头有协济苏松丁田以及镇江用兵的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一两,说是苏松镇江那边事宁则免征,但还是征了整整四年,隆庆年间方才停止。工部不时坐派之供,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两。 至于抚院不时坐派协济邻郡之供,这不是常有的,嘉靖四十年景王之国,两万两。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宫眷回京,一万两。事后则止。抚院不时坐派备边之供,嘉靖三十四年新增一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除去这些注明年限的是特例之外,其余都是年年征课,从不曾停。” 即便汪孚林这样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要记住这一长串数字,当初仍然费了不少功夫,而且那还是因为看了徽州府志岁贡岁办一栏之后,实在太过于惊骇的缘故。这要是他再穿回现代,谁要再敢对他说明代赋税低的,他简直想喷那些人一脸唾沫星子,那是因为朝廷着实厚颜无耻,在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中只记载正项赋税,只把这些拿出来给人看的缘故,庞大的岁办和坐派这种东西只能在地方志里头找到踪影! 当然,嘉靖年间确实是个特例,有东南抗倭,还有嘉靖皇帝在修宫殿,所以摊派尤其严重,但是,算算一算这各项岁贡和岁办,比正项赋税银子高多少?将近十五万两银子的岁贡和坐派,收税最多的年份,这些杂项几乎是正项赋税的三倍!而更加可怕的是,岁贡岁办原本应该并不是固定的,却渐渐相袭为永制,隆庆年间方才有所减少。前些年叶钧耀任职歙县令的时候,岁贡和岁办算是低的,但也比正项赋税高,至少达到了一比二的地步。 “这负担重是重在夏税丝绢,还是这岁贡和坐派?可怜啊,民间乡宦富民,朝堂诸公老大人,谁都不敢动这个,须知洪武年间根本就没有这些,所谓永不加赋,也只是不加正项赋税,杂项从来就没事少过。帅先生,你是精通算数的人,不要和我说你不知道!在大明会典这国家一级的典籍上,赋税不到县,只到府一级分派,而且免役免税的衣冠户太多,而诸县正项赋税杂项摊派总数多过一府总数,余者皆入公费,账目混乱,这才是诸县纷争的最大源泉!” 第六四二章 残局和善后 “我当然知道……然则岁办和坐派是没办法的。”帅嘉谟自己也知道这辩解是何等无力,声音恰是苦涩得很,“就比如说是挑夫,身上既然背着几百斤的负担,哪怕能够减少半斤,也足以让他感恩戴德了。汪公子,朝三暮四的故事,用在寻常百姓身上,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我只想争一争,何尝想到会引来这么严重的反应!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 对着整个人再次憔悴一如当初在京师受伤时的帅嘉谟,汪孚林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苦笑道:“不是我泼冷水,徽州府你目前是呆不下去了。你想回老家就回老家,我贴补你银子。要是老家不想回去,就去杭州我那镖局里头当个账房先生,那些讲义气的汉子会护着你。我能把歙县令薛超给顶回去,那是因为此人这次实在是做得太过卑劣无耻,又庸碌贪婪,不得人心,可若是姚府尊又或者冯观察要拿你,我就拦不住了。走吧,立刻就走。” 这种动辄就立刻要跑路避灾的日子,帅嘉谟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唯有这次眼看成功在望,却突然闹出这么大的波折,他因此分外失落。然而,汪孚林在他家中被围之前紧急派人赶到转移走了他们一家人,而后又在县衙驳回了薛超要出牌票的命令,可以说已经仁至义尽了,他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我听汪公子的。”帅嘉谟低声说出了这几个字,随即在沉默片刻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去杭州。” 那个老家只不过是籍贯上的家乡,对于从小在歙县,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长一段岁月的他来说,老家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挂念的地方。语言不通,亲戚如同路人,尤其是他这样狼狈不堪地灰溜溜回去,不是送上门的笑柄? 帅嘉谟带着家眷悄然离城的这一天,歙县县衙中也换了主事人。对于县令薛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点,知府姚辉祖可谓是耿耿于怀,得知人吐血晕倒,立时以薛超病重为由,传令喻县丞署理县衙事务。本是监生出身的这位喻县丞从前被薛超压制得很惨,甚至之前去迎接帅嘉谟回城的时候,都是赵主簿出面,没他的份,可如今却突然得到这样的机会,那感激涕零就别提了。 尽管要想在歙县从县丞变成真正的县令是不大可能了,但这一份考评如若能够上去,熬满资格后,下一任选个县令却大有希望! 因为汪孚林从松明山老宅搬到县后街之后,喻县丞便由刘会亲自领着来拜过门头,因此眼下得了署理的名义,他就立时备齐礼物再去汪家拜谢,谁知道敲开了门之后,却得到了汪孚林不在家,而是已经去了府衙的答复。思忖眼下府衙那边正在收拾残局的当口,刚刚挂着署理名头的他可不敢去搅扰姚府尊,便满脸堆笑地希望能够留下礼物,可亲自应门的金宝却向他转达了汪孚林的话。 “二尹,家父说,近来若是有送礼的,一概推却不收。如果喻县丞您来,就让学生带个话,您只要多体恤歙县子民,不要像薛县尊那样偏听偏信,急躁冒进,催科的时候几乎要逼死人,均平夏税丝绢的时候却慷慨激昂满嘴都是漂亮话,遇到事情就想到丢出别人来顶罪,这就行了。” 喻县丞没想到汪孚林让养子转达的话竟是如此直接,心里明白薛超这一次怕是会被踩上一万脚。可他乐得如此,即便备好的礼物人家不收,但心情却反而很不错,乐陶陶地就回县衙去了。 而同一时间,汪孚林正坐在徽州知府姚辉祖下手边。屋子里主位两侧,酸枝木的椅子下头是同色材质的脚踏,一色都是姚辉祖在段朝宗离任之后置办的东西。一旁是府衙户房一个司吏两个典吏六个白衣书吏,一沓账册摞起老高。正如之前帅嘉谟告状时所说的,徽州府衙户房总共九个人,却没有一个是歙县人,司吏是婺源人,两个典吏一个婺源一个休宁,其余六个则分属五县。不管这是这一任的巧合还是其他,此时九个人却全都绷紧了神经。 毕竟婺源和休宁闹得这么大,如果府尊要拿他们开刀,就算叫撞天屈也没用! “歙县人丁每丁征银一钱五厘四毫,田每亩征科银八分一毫,地每亩征科银四分七厘四毫,山每亩征科银三分三厘一毫,塘每亩征科银八分九厘七毫……” 六县赋税的具体计量方式被这些吏员一一诵读出来,仿佛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每年夏税秋粮都是按照这个数目来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