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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球场上的人勾着肩膀开始向我们走来，党卫军也站起身整理制服，准备带着他们回营房。其中一名队员没有和大家走在一起，而是亲热地和党卫军聊天，用的是流利的德语。

“阿尔布莱希特，干得漂亮！”党卫军搂着那名队员的肩膀，不停摇晃着。他也热情地用德语回应着，随后对方将一套制服递给他。

原来他也是纳粹的看守之一。

这时，卡尔从我面前走过。球衣湿透了，紧紧贴在他身上，他用手简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就和战友一起向前走去。我站在阿列克谢身边，半伸着手对他喊了一句“卡尔”，他像是听到了似的转过身来，疑惑地打量着我。

“抱歉。”他说，“我好像不认识您。”

我想起来自己从没给他寄过一张近期照片。我已经很久没有拍照了，少年时期的叛逆，让养父母彻底放弃了我，不愿意在我身上花一点心思。最新的一张照片还是因为被拘留，警察为我拍的。

他不会知道我现在的样子。我曾经渴望了解他在英国的一切，但他却丝毫不了解我。也许他还在恨我，恨我当年离开了他，可是他在信中所说的想念是骗我的吗？

“你怎么了，伯努瓦？”阿列克谢大声问我，我看到卡尔的背影顿了顿。

“没事，我很好。”我说，“我没事的，阿列克谢。”

只是身体好像被突然掏空了一部分那样失落而已。

☆、伦敦病人（14）

“你认识他吗？”阿列克谢问我。

“算是吧。”我说，“很早以前的事了。”

他不再说话，跟在党卫军看守后面带着我向前走。夏天的风依旧吹拂，阳光照在四处，也洒在奥斯维辛那些营房上。高耸的烟囱还在冒烟，难闻的气温依旧四散。

我们又要回去了。

隔天一整天我都在想卡尔的事情。分工的时候也心不在焉，当叫到我的编号时，身边一个小个子拍了我一下。

“嘿，A-9516，他们把你分配到了电子元件库房。”我回过神，看着他。那一瞬间，还以为卢卡什站在我身边。叫住我的是一个年纪大约十四五岁的男孩，浅蓝色的眼睛，蜜色的头发，像一个天使。

“噢，谢谢你的提醒——”我说。

他对我微笑，然后指了指队伍里的几个人，“A-9318，A-9352，A-9436和A-9501与我们在一个劳动组，我们运气不赖。”

“你记得住所有人的编号？”我惊讶地看着他。

“差不多吧，你是新来的，所以最后才记住你。”他说。

“我叫伯努瓦?莫勒……”

“抱歉，我不善于记人名，如果你不介意，我更喜欢叫编号。”

编号抹去了我的一切，也消灭了自我，所以我用衣袖遮住它，但我相信眼前的人没有恶意。

“都可以。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米哈伊尔。我的编号是A-9471。我们小组的负责人是个荷兰人，编号是A-9023。”

“你到这里多久了？”

“三百六十七天。”他说，“我十三岁进来的。”

这个营房里面没有犹太人，像他这样年轻的囚犯少之又少，那么他究竟是因为什么罪名被关进来的呢？

“你是……”

“我父母是波兰的政治犯。”米哈伊尔说，“事发的时候，他们让我离开，但我没有，和他们一起被关了进来。”

“那你的父母……”

“进来的第三个月就死了。”他的目光飘向那些黑烟囱，“被扔进了焚尸炉。”

“我很抱歉。”

“没关系。”他从下面抓住了我的手，“至少最后的时刻我和他们在一起。我还活着，已经是万幸的。”

他的手很暖，带着少年特有的柔软，紧紧攥着我渐渐发冷的手，“我们一起努力活下去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你觉得很亲切，你的愿望，应该和我是一样的吧。”

“是的……”我回握住了他的手，“我也想活下去，无论用何种手段。”

我们排着队，挨过了艰难的点名。一动不动地站好，不准有小动作，更不准倒下，如果你倒下，只有一个去处——焚尸炉。之后我们离开营房，前往电子元件库房。很多劳动场所距离营房非常远，至少要走一个小时，有时还要跑步。

组长荷兰人带着我们进仓库。里面很干净，地上散落着很多螺丝和电阻之类的零件。

“你们的任务就是整理统计这些零件。”大个子荷兰人说，他肌rou结实，看起来在这儿过得还不错。我们将零件收集到一起，然后分成六堆，每人数一堆。

我小时候也帮人数过。我们帮货商清算土豆，赚点零花。趁别人不注意，我会偷一个土豆放进怀里，卡尔发现后，会让我把土豆还回去。他从小分得清是非对错，而我一直在犯错，也许正是因为我犯过错，他才不会再犯。

我总要走到他前面，去为他尝试一切痛苦与不堪，砍过所有荆棘。

“你走神了。”米哈伊尔在我旁边蹲下来，“数到几了？”

一根螺丝从我手里掉了出去。米哈伊尔捡起它，重新放回我手心里，“这是第四百二十七根。A-9318数到了六百七十四，A-9352是五百九十二——”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可以同时记录多人的工作状态。

“你不痛苦吗，米哈伊尔？”我打断他，“所有人的事你都留意，一切都记得这么清楚。”

“我很痛苦。”他低头摆弄着地上剩余的零件，“我记不清父母的长相，却记得他们手臂上的编号，黑色的，歪歪扭扭地刻在皮肤上，A-9470和A-9472，可是……他们的脸却在逐渐变模糊……我记住了太多该遗忘的事，而忘记了不该忘记的。”

我伸出手，摸了摸他蜜色的头发，像小时候安慰卡尔那样，像是要保护孤立无援的卢卡什那样，“你活着，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忆。”

小组负责人走进来，径直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并没有责骂我们消极怠工。他看米哈伊尔的眼神是全然的信任。

等到傍晚时分，我们的劳动小组由荷兰人带回营房门前集合。这是一天的第二次点名，所有人按照规定站队，大家看起来状态都还好，只是脸上写满了疲惫。远处的犹太人也在点名，他们穿着破烂且不合身的衣服，歪歪扭扭地站着。突然一个细瘦的人影倒了下去，党卫军看守立刻将他拖了出去，丢到推车上，迅速带走处理掉。

他被推向焚尸炉。

和我们营房隔着不远的另一排木质建筑，窗户大开，阿列克谢告诉我那是英军战俘的营房。我的目光下意识地飘移到那边，他们还没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