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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还没转正呢，”他拍拍自己的胸脯，豪情万丈，“但我肯定能把他迷得不要不要的。” “对方怎么样？” 徐衍昕想了想，“个高，身材好，长得好，腿贼长，就是嘴有点刻薄。” “挺好，治你这傻气。” “叔，你呢，有没有什么好事情？” 薛志弯腰浇花，道：“明天开庭，终于可以不用听你在我身边叽叽喳喳了。” “叔，你真的……” 薛志扫他一眼，“你怎么来的？坐出租来的吧？从市中心打到这里，少说两百，也是笔不小的开销。而且我看你也从来没为钱的事紧张过。” “小徐，明天你别来法庭，我不想见你。” 第56章 像徐衍昕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从诞生起，生命旅程于他而言就是一场磨难。 不知是从何而起的力量，让他没有被这个奉行淘汰理论奉行动物法则的世界同化。然而纵然他半傻半纯，薛志的事仍然剥夺了他为数不多的希望。法院是个很神圣的地方，虽说法律不是正义，然而徐衍昕一直将法律当作是行使正义、取得公正的武器。犬儒主义尚且能用的武器，他怎么用不得？他要用得比谁都得心应手。 然而，当薛志站在被告席，一连说了三遍“是我做的”后，他方才懂得这世间大多的正义，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薛志的背佝偻，他的脸苍老，他的眼睛浑浊。 唯独他的声音洪亮。 他想起大学时观看的辩论比赛。论题是那个著名的两难问题，你是列车长，列车失控，只有两条轨道，你会选择撞向一人的轨道，还是五人的轨道。前提是不可能暂停，必须做出选择。 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问题，辩论队的选手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唇枪舌战，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一个被估量计算的数值。 当时江屿站在“牺牲少数人未必正义”的立场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对方辩友要谈论人的社会效益，那么五位垂垂老矣的人和一位年轻力壮的人，谁的价值更高呢？五位无所事事的街头混混和一位怀孕女性，谁更值得被拯救呢？当社会为了多数人开了先河，给少数群体施加暴力时，这绝不是公正公平的名号，不过是打着人多势众的暴力行径，不仅藐视法律，更蔑视人性的道德。” 对方辩友一噎，出言讽刺，“然而生活就是要有所选择，你到底选择哪一边呢？” 江屿笑答道：“一个被迫选择的列车长，不论选择哪一边，都不过是可怜的不幸者，往后的生命都被逼携带着他人生命的罪孽。而一个满心社会效率价值的刽子手，不论选择哪一边，都将失去自己为人的价值。” 他云淡风轻地把对方辩手驳得面红耳赤。 那时徐衍昕作为数学系的观众，依稀听到隔壁的女生悄声说“真帅啊”。 的确，江屿做任何事，都有一股闲云野鹤的风范。他并非真的不在乎，若不是徐衍昕知道他要靠实践分拿奖学金，恐怕真会信了他不过是来玩玩的说法，江屿打架、犯规、比赛，都透着股漫不经心的调调，他永远不会说，他必须要赢。他会怀着满腔的野心，精心地准备，却摆出一个毫不在乎的姿态。就像毒蛇捕食野兔，双眼紧缩，却不紧不慢地游走在草丛的阴翳中。 江屿好像天生善于辩论，巧舌如簧。而徐衍昕却是那个始终惶恐难安的不幸者。拿了奖金，江屿带他去吃火锅，见他闷闷不乐，便说：“你还在想那个辩题？就是说着玩的，别当真啊。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一切没用的论题，都将成为隐形的法则。比如当自动驾驶普及，当它失控时，在无法避免的两难境，就会被逼做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是人提前输入的，人要输入什么样的法则，而这样的法则又包含了人怎么样的潜意识？” 江屿看了他眼，“你说得对。但这样的事，轮不到我们俩大学生去思考。走了，带你吃好的。” 江屿的确没说错，身为学生，他们的确不具备多少改变的权利。 那时的他也多少有点天真，心想，这种困难的事，交给别人思考即可。他暂且先过着平淡顺利的生活。然而几年过去，当他们用法律作为武器，作为谋生的工具，走得越高，越知道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权利。江屿并不打算为难自己，任何案件都无法动摇他的理智。而徐衍昕却不可避免地责怪自己。 就如同杨绛在《老王》中写：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他的愧怍，或许才是他无法背离初衷的源头。 判决来得很快，薛志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观众席上来了不少同村的村民，他们静默无声，唯有薛婷一人哭得歇斯底里。这个被指控欺骗村民，不顾村民安危排放污染的人，却被所有含泪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切那么蹊跷，那么古怪，然而又那么合理。瑞鑫的一众律师围着张安，祝贺他，向他道喜，称他这一仗打得很漂亮，称他用流利的法条问得对方语无伦次。唯独江屿坐在徐衍昕的身侧，没有动。张安透过人群，遥遥地望来。 那是一种质问的眼神。徐衍昕没忍住，挣脱了江屿的手，径直走了出去。于情于理，江屿都该为了瑞鑫的胜利而欢呼，不该坐在他身侧承担这一失败者的角色。或者说，今天的审判，于徐衍昕前几日的欢欣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