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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驱车回华盛顿的时候，我为这次出访所取得的成绩而欣喜不已。这次出访华盛顿，我不仅争取了美国对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咽吞行动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他们对反间谍工作的支持。安格尔顿如果不提哈维，我几乎快忘记了和他的冲突。

    安格尔顿对我说：哈维想再见见你。

    我非常惊奇。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向您征求意见。他在古巴碰到了麻烦，我对他说也许你可以帮助他。

    那天晚上的事后来怎么说？我问。

    他只是想考验你一下，看你是否可以信赖。你及格了。

    安格尔顿是个典型的见风使舵的人。他拒绝再作进一步解释，只是说他已经和哈维约好两天以后一起吃午饭。他还说，到时候我就会明白了。

    一九六一年是中央情报局被古巴问题所纠缠的时候，侵入猪湾的幻想早已破灭。安格尔顿和我经常谈起这件事，因为我曾在五十年代参与过军情五处对希腊籍塞浦路斯游击队领袖格里瓦斯上校采取的平叛行动。一九五九年在我访问华盛顿时，主管东南亚事务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理查德比斯尔曾请我向高级官员介绍自己的有关反叛乱方面的经验。显然中央情报局对古巴有所打算。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在古巴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王国。比斯尔后来接管了猪湾行动，行动失败后，华盛顿官员认为要不了多久比斯尔一定会下台。果然，肯尼迪兄弟后来把那些古巴事件的负责人统统革职了。

    两天以后，我准时来到吃饭地点。哈维站起来跟我打招呼，紧紧地跟我握手表示欢迎。他打扮得整整齐齐，从前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现在没有了，而且再也不提那天晚上的事了。他是个硬汉子，他不会宽恕别人，也不会期待别人宽恕他。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古巴问题，想听听我当年对塞浦路斯行动的看法。

    很遗憾，我没有听到你一九五九年的那次报告。他说，并没有挖苦的意思。

    参加军情五处不久，我就卷入了塞浦路斯问题。当时殖民地事务处的处长比尔马根把有关正在激化冲突的文件拿给我看。那时希腊籍的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斯正在领导一个激烈的运动，他们要求完全独立。希腊政府和希腊共产党以及格里瓦斯的游击队约卡都对这个运动给予了支持，而英国则急于保住塞浦路斯这块军事要地，因而极力反对这个运动。一九五六年战局吃紧，一触即发，格里瓦斯几百人的游击队牵制了四万名士兵的英国军队。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政策完全是一种灾难。殖民部试图在这种糟糕的治安情况下进行政治谈判，井依靠军队来维持正常秩序。但要进行谈判，必须先找到格里瓦斯并把他孤立起来，使他中立。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却始终找不到格里瓦斯。读了这些文件以后，我很有把握地告诉马根，军情五处一定能做出成绩，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格里瓦斯。我们采用的办法是跟踪他的通讯，就像现在跟踪苏联人那样。

    马根立即带我去见杰拉尔德坦普勒爵士。坦普勒爵士曾在马来亚成功地领导过平叛。他也很主张用情报手段解决殖民地问题。他热情地支持我的计划并同意代军情五处向殖民部申说。但殖民部却固执己见，对自己的安全政策一意孤行，不让军情五处参与。而军情五处预测塞浦路斯问题将发生巨大变化，也不愿意被牵扯进去充当别人的炮灰。特别是霍利斯，坚决反对自动参与殖民地的事，他认为，军情五处是个国内机构，仅仅只能向军队派防务联络官做他们的顾问，而决不能越过雷池一步。

    一九五八年，格里瓦斯加快了他的行动步伐，企图打破新总督休富特爵士用政治来解决问题的幻想。军队又对格里瓦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这次是在帕荷斯山区。然而，格里瓦斯又一次漏网了。富特继续敦促用政治来解决问题，但局势迅速恶化，他只好同意请军情五处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一场竞赛：是否能抢在殖民部之前找到格里瓦斯。

    马根坚信，地方警察特别处里一定有许多有关格里瓦斯行踪的情报，只是没有人认真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约卡已经完全渗透地方警察特别处，一旦查阅档案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暴露了身份，那就相当危险，我们已经有一个官员在尼科西亚的闹市大街上被暗杀了。

    马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在西北非洲和伊朗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和土人在一起生活过。他会讲他们的话，也会用牛粪点火烧饭。他非常清楚恐怖分子的危险，不愿把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下级，坚持要亲自走一趟。他要驻塞浦路斯的联络官菲利普柯尔比格林上校做助手。格林长得十分彪悍，而且为人正直，非常英勇。他还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业余画家呢。不久，我也参与了这个行动，负责技术方面的问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阳光。

    用阳光作为这次行动的代号，未免用污了这个漂亮的词语，因为这是一次暗杀行动，但事实的确是这样。计划很简单：要让士兵们集中精力找出格里瓦斯。我们知道，他是不会投降的，就像最近被军队包围的他那两个亲信一样，他宁愿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