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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老太太。

    孩子，告诉我，我现在能喝从我的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吗？

    我们低头不语，我们有命4mdash;收集数据，但是不能与继人发生接触。

    最后，还是那名司机开口了。

    老mama，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哦，我已经80多岁了。也许比那更大，我的出生文件己经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既然如此，如果你想喝就喝吧。

    我为这些村民感到难过;他们都是无辜的，就像孩子一样，但是他们却在受苦受难。创造切尔诺贝利的人不是农民，他们的一切都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他们彼此间相互信任，从不剥削和掠夺对方，一切就像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一样。他们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一切，他们想相信科学家.或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就像他们相信牧师一样。但是，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在吃东西之前洗洗手而已。几年之后，我突然明白了，我们全都参与了这次犯罪，我

    们都是同谋。（她陷入了沉默。）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东西被送进了隔离区，更不知道又有多少东西被人从里面运了出来，尽管后者是违法的;咖啡、罐装牛rou、火腿、橘子。从里面出来的东西都被装在板条箱里，然后被送上封闭箱式货车。因为这些东西是这里特有的。当地的供货商、监察员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靠此为生。人们变得比我想象得更加不堪。我也一样，也很不堪。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停了下来。）当然，我会承认这一点，而对我而言，这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不过，我要再举一个例子。在一个集体农庄里，就当这个农庄里有五个村子吧。这里面有三个是干净的，两个是脏的。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大约两三公里。在这个农庄里，有两个村子的人得到了掩埋费，其他三个则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子正在建一个牲畜联合养殖中心，这里的村民需要一些干净的饲料。他们从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呢？风会卷起尘土，从一块地吹向旁边的另一块地，所以所有的土地其实都一样。不过，为了建养殖中心，村民们需要找一些部门签署某些文件，而那些部门会委任一些人去做这件事。我就是被委任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不能签署那些文件。这是犯罪。不过，我最后还是和所有人一样，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我想：寻找干净饲料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环境监察员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一种说法。我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来说，我发现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卓娅?丹尼罗芙娜?布鲁克环境监察员

    关于答案

    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彼此之间甚至根本不会谈论这个话题。再过几十年、一百年，那些岁月就会变成谜一样的神秘时光。

    我很害怕雨水。这就是切尔诺贝利后遗症。我还害怕雪、害怕树林。这不是智力游戏中的概括与归纳，而是一种真实的人类情感。切尔诺贝利就在我家，就在家中我最珍惜的一件财产当中;我的儿子，他出生于1986年的春天。现在，他病了。动物，甚至包括蟑螂在内，它们都知道该什么时候繁殖后代。可是，人类却不知道，因为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一双能够预见未来的眼睛。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1993年，仅白俄罗斯一地，就出现了20万流产痺例。这都是因为切尔诺贝利。现在，我们全都生活在那种恐惧之中。自然受到伤害后会把自己蜷缩起来，她在等待。梭罗亚斯德会说：哦，我的悲伤！那些时光都去哪儿了？

    我曾经想过很多。我还曾探寻过它的意义。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俄罗斯思维模式造成的灾难。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当然，我也很认同某些作家和记者的观点：这不仅仅是核反应堆发生的一次爆炸，而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大爆炸。但是，对我而言，这样的说法尚不足以令我感到满意。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过去，我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语言学上一那是一门关于语言的哲学。我们不会用语言来思考，但是语言会对我们展开思

    考。还在我18岁或更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阅读一些地下出版物，并且由此而认识了萨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突然之间，我就读懂了自己的整个童年，读懂了我在街道上度过的童年时光，尽管我的家庭也能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祖父是一位政府部长，我的父亲在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但是直到认识这些人之后，我的那些想法和观点才突然穿越之前的军事语言，出现在我脑海里。对于当时还是青少年的我们而言，把父亲称作：lsquo;爸、母亲称作妈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情。每个该死的浑蛋身边总会带着一帮小混混;这是我在九岁时学会的一句俗语。当时的我不会使用任何文明词语。就连我们玩的游戏、说的话以及猜的谜语也全都来自于军营俗语。因为军营并不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它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存在于遥远的监狱里。阿赫玛托娃曾经写道：国家的一半被置之不理，另一半则被关进了监狱。我想，这种监狱意识不可避免地会与文化;文明，以及粒子加速器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