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在，谈一下我父亲所定的从姨太太以下的月费的数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费是80元到100元。原来是，每生一个孩子，加给月费3元，到了中南海后改为加6元。二jiejie和我特殊，月费都是30元。每月月费由“账房”按着房头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当姨太太们需要购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如衣料、首饰等等的时候，总是用一张白纸条写上需用的款数，请我父亲在条上批示，然后再由“账房”将款送来。这种特殊费用，她们总要等到我父亲高兴的时候，才敢拿出条子请他批示，不然是会碰钉子的。还有另一种要钱方式，那就是买好东西，开好了账单，请我父亲在账单上批了“照付”后，再送交“账房”取款。一般说，这种账单的款数都是比较小的。

    我父亲所用的“管事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申明善，一个是符殿青。两个人都兼着“账房”的职务。申明善小名狗子，从十一二岁起就在我们家当差，人极聪明能干，很能得我父亲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账房”以外，还专门担任着替我父亲“置办”姨太太和丫头的任务。像上面所谈过的六、七、八、九4个姨太太和在我身边伺候的几个扬州籍丫头，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置办”来的。此外，他还兼管传戏。我父亲在彰德隐居及以后在中南海的时期，每次唱堂会，都是派他一手办理的。除此之外，我父亲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随身在房伺候的一共是4个人，申明善也算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和何致祥、马其昌3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都叫“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了我父亲之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家里人把她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专馆和他对子女的教育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识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两个专馆。

    两个专馆的规模以及课程安排，都和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差别。这就等于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两个学校。我父亲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财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数的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到专馆去检查过儿女们的功课。以女馆为例，他从来没有把女教师请到他的办公室和她们研究一下关于教学上的事情。逢年过节，女老师前来给他拜年、拜节，他总是“挡驾”不见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也对二姐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儿女们的功课，也没有对儿女们说过应当怎样念书才算是好。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关于这两个专馆的情况。

    当时的男馆，设在北海五龙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里，是否就是现在的中央文史馆的馆址，已不能指认了。它像当时一般学校那样设有汉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体cao等课程。各门课程都请专门的老师来讲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汉文老师有严修、方地山、董宾吉等人。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国人。当时在馆读书的男生，共计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专馆的规定，不论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住在馆里，并专有一个厨房供应他们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佣人，做摇铃、打扫教室和馆内杂役等事情。同时，还用了一些人专门伺候老师和学生，由于四哥、五哥都结了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课的时间才到专馆里来，成了“走读生”。当时总管男馆事务的，是经我父亲指定的严修老师。严字范孙，天津人，是一个有名的学者。

    女馆设在中南海字廊后面假山上的一个院落里。它也同样是按学校的设置来办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节课。上午8至12时上4堂。下午1至5时再上4堂。每堂课的上课时间是50分钟。课程和男馆不同的是没有体cao。所请的老师，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计有教汉文的杨蕴中、董文英。教算术的是唐尹昭，教历史的是朱绍仪……等等。英文是请了一位英国姑娘苏小姐来担任的。汉文又分门别类的讲授。例如，杨教的是古文，课本是《古文观止》；董教的是《四书》。教室内，同样设有讲台、讲桌和课桌、课椅，就外观上看，是和一般学校的情况完全相同的。

    当时在女馆上学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9人，还有大哥的头两个女儿，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那时候，还有我二伯家里的一个大姐正在中南海内，所以也同在这个馆里读书。女馆里按照文化程度，分为第一、第二、第三3个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两个女儿，五、六两个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一共7个人，第三班则是一些小meimei们了。专馆里也规定了考试制度，计有大考、小考两种。小考在暑假前举行，大考在年假前举行，也同样记分数，定名次。每次考试的第一名是有奖励的。二姐和我的功课在第一班里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是我俩轮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试的前夕，我父亲总要问问我俩，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么东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并在考前说是要一架新式铜床的话，那么，名次一定，新式铜床便也抬到我屋里来了。我们姐妹姑侄是有学名的。对那4个姨太太，老师们在课堂里叫她们“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亲便分别给她们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做志学，六姨太太叫做勉学，八姨太太叫做潜学，九姨太太叫做勤学。

    女馆的女老师们，也住在专馆里，也专有一个厨房供应她们的伙食，专用了一些女佣人来伺候她们。她们的月薪，大约是每人100元。这样一些物质待遇，在当时说来，算是很优厚的了。但是，她们却有一大苦恼，那就是虽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来限制她们的自由，实际她们的行动却大大的不自由。在总统府里，我们姐妹和丫头、老妈们尚且不那么自由自在地任意闲步，何况那些女老师！请假外出，本来是允许的。但是外出的时候，要开一种条子，既要有专人送出府门，回来时，也还要有专人在府门迎接，才能进得来。因此，这些女老师们为了避免进出的麻烦，除非有特别紧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么样的佳节良辰，都在那小天地里熬，惟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来，才能得到解放，走出总统府。

    我们女生是不住在女馆里的。学生每天上学的时候，总要带着自己的丫头或是老妈，有的小meimei还要带着奶妈，以便随时得到伺候和照料。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这些随从们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里，等待各自的主人随时来吩咐她们些什么。教室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着课，某姨太太忽然站起来说“杨先生，我请一会儿假”，接着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头问“总统吃的饺子预备好了没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别的问话，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听讲。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别的姨太太也同样来上那么一套。请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们怎么能够讲好，学生们又怎么能够专心！

    女馆同样规定学生要和老师一起吃午饭。但是，那几个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着我父亲吃饭，有的要回到自已屋里单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经常地和老师们一同进食。

    就我父亲设专馆的本意说来，不但希望儿女们从这里学到封建社会所需的“学问”，同时还希望儿女们在和老师的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一些同样是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进退应付的规矩礼节。但是，根据当时的男馆、女馆的情况来看，由于我父亲不得其法，所以它们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父亲对于教育子女，除了用专馆以外，就只有一味地严厉了，尤其是对儿子们，有时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养寿园里的水池内捞鱼，正在捞得高兴的时候，猛然听得岸上“哦”的一声，似乎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赶忙跑了上来，却是五哥在假装着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捞鱼，同样地又听得“哦”的声音，他认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次却真是我父亲带着一些人来散步了。当时我父亲就叫丫头把四哥从水边拉了上来，不容分说，用棍子打了一顿。因为四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有时也要挨打。

    弟兄们对我父亲非常害怕，在他面前就只有一味地驯顺。他们每天照例要向父亲请安，每天都几乎照公式问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都是在我父亲吃午饭以前，大约上午11点多一点，到居仁堂去给他请安。当他们进屋之前，男佣人先高声传报：“x爷来啦！”这时，他们必须得到父亲的许可，才能进去。他们进门以后，先是叫一声“爸爸”，然后鞠一躬，站在一旁，温声问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着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头，静候问话。我父亲对大、二、三哥，总是问：“这几天干些什么？”对四、五、六哥，总是问：“念书了没有？要好好念书！”每天都是这样。在这以后，有时也问问他们生活上的情况，有时也问一些他想问的别的问题，有时却什么也不问，只说“去吧”两个字来结束。这每天一次的照例会见，在他说完了“去吧”以后，这几个弟兄依然要向他再鞠躬，倒退着蹭几步，然后才敢转身出门。

    至于父亲对待少奶奶的请安，那就更加可笑了。大约在每天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个“跑上房的”分头到各少奶奶处告诉一声“总统快吃饭啦”。这时，她们就分别前来。在叫了一声之后，同样的问一句：“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我父亲对她们是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了，只简单地说上4个字：“好啦，去吧！”就算完事。因此，在他们彼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父子之情，天伦之乐，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当大哥、二哥、三哥每天来请安的时候，我父亲往往就让他们陪着一同吃午饭。但是，这3个人怕拘束，是不愿意留在那里吃饭的。有一次二哥陪着他同吃，在二哥吃得很饱的时候，我父亲又递给他一个热馒头。古礼有云：“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依照这个说法，二哥是不敢说不吃的，但是他又真的吃饱了。这怎么办呢？他一面假装掰着吃，一面把所掰的馒头块偷偷地往袖筒里装，结果胳膊竟被热馒头烫掉了一块皮。

    我父亲对儿子的管教，既是这样的严厉，儿子们又都受过专馆教育，后来五、六、七3兄弟还曾先后到英国留学，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后到美国留学，是应该成为出众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样家庭的影响下，他们念书既没有得到比较出色的成绩，以后也没有成为什么“人才”。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mama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他是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有时故意把十几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何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过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行，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和二姐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都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戒，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彩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气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里也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扫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带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6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7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辞岁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的女眷，就一定要过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已家里的人，要来也必须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总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珠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4个人当时府里的中医是刘大夫和我们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医是王仲琴和一位黄大夫，我们都叫他们为医官。，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会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倦容，应该说他的精力是够旺盛的。

    上面已经谈过，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3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向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住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是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或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重要的来客。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rou，熬成了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到了碗内一块rou，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开去。有的人说，大哥曾在这时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慢慢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是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根据当时的病情，到医院去也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的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5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公历6月6日。的早晨6时，就死去了，终年58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的昏迷不醒的时间不到12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说，大哥信任西医，二哥竭力反对，相持不决，以致不救。还有人说，我父亲死亡前数日，早已人事不醒。这些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病情最严重的时刻，家里人很着急。二哥就埋怨大哥说：“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二哥的意思是，大哥为了想当“太子”，想做“嗣皇帝”，所以纠合了外边一班人搞假版《顺天时报》来蒙蔽我父亲，才使得他一败涂地，病势越来越重。其他的人认为二哥说得对，也都同声地埋怨大哥。偏偏贝希叶大夫又是大哥亲自请去的，偏偏我父亲就因为贝希叶大夫为他导尿，竟导出血来，以致从此一瞑不视，所以外边就有了大哥害死我父亲的谣传。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是毋庸讳言的，但是要说我父亲的搞帝制，完全是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影响，那也是很不全面的。大哥无论在威望、在实力方面，也都不能和我父亲相比。这是他必定能够估计到的情况。他当然明白，只有我父亲在世，他或者还有“父死子继”的希望帝制虽已失败，如果我父亲仍能保持住总统的职位，那么，在修正总统选举法里，是有着“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传贤传子，全由现任总统决定”的规定。大哥对于这项规定，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父亲死去，他又凭借什么爬上民国元首的宝座？所以说，这只是一种谣传罢了。

    我父亲刚死，我娘就在旁边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着说：“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的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哪！”哭了又说，说了又哭，弄得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好说话。二哥看看局面很僵，就带领着姨太太们所生的弟弟、meimei们跪在她的面前，要求她“赐”大家死，以免累赘了她。大哥一看局面这么僵，如果再继续闹下去，势必闹得不得下台，就出来一方面给弟弟、meimei们赔礼说好话，另方面又劝我娘不要再闹，才算了事。可是五姨太太却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趁着全家忙乱的时刻，叫佣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了她的屋里，甚至连墙上挂的大钟也摘走了。这两桩事情使大家感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马上就要在我家里出现了。

    接着，外间又有着我父亲是自杀身死的谣传，所以死后没有立刻入殓，暂时停放在居仁堂的楼下，等候着我五叔、六叔的到来。那时天气正热，虽然在尸体的周围摆上了很多冰块，身上还放了很多香菜，但还是不能阻止尸体臭味向外发散。正在我们兄弟姐妹依照“礼法”，跪在灵旁举哀，全家上下忙乱一团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飞跑着来报：“三姨太太吃了东西了！”骤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自然是更加忙乱。幸亏待了不久，有人来说：“大夫来看过了，三姨太太吃的东西已经吐出来了。”大家这才把心放下。这件事情，很自然地加深了全家上下那“树倒猢狲散”的感觉。我母亲则因此留下了吐血的病根，后来终因吐血身死。

    到了第二天，不但我父亲的尸体向外散发臭味，而且他的嘴角也流出了血。同时，他的肚子更膨胀起来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在这以前，始终没有断饮食。。直到我五叔、六叔先后从彰德、项城赶来，我父亲的尸体才入殓，这是他死后的第三天旧历五月初八日。。入殓的时候，穿的是祭天的礼服，头上是平天冠那上面有着日、月、星一类的装饰品，还有一串所谓“旒”的东西。，脚上是朱履，身上穿的是什么，现在已记不起来了。那年很热，他又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入殓的，因此，除了他的尸体还在继续散发着臭味以外，他那原来就比较胖的躯体，到此时也就更加胖肿起来，因而死前刚刚做好的所谓“十二辰”的阴沉木棺材我父亲生前，有人送给他两块上好的阴沉板，木质极轻，香味极浓，在他病重时才加工做成。里竟放不进去。实在无法，只得把这个加工定做的棺材抬了回去，另换了一个普通的阴沉木棺材。入殓后，棺材抬到居仁堂正厅存放，布设了灵堂。我们家从我娘以次，各个姨太太以至我们子女们都半跪半坐地在灵旁两侧的草垫子上守灵。特别是子女们，到了晚间，还要留在灵旁，不准回房，因此，大家只好在草垫子上轮流休息，轮流守灵。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段祺瑞要带兵围困总统府，杀死我们全家。大家一听非常惊慌。大哥、二哥赶紧去问个究竟。段祺瑞为了证明他绝无此意，就让他的太太张氏她是张芾的女儿。张芾死后，仅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贫寒。我父亲看到她们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把她母女2人接到自己任上。当时，张的女儿正在吃奶。从这以后，她们就始终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和我娘还把这个女儿认做是自己的大女儿，后来我们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后经我父亲介绍，嫁给了段祺瑞。在她过门之后，虽然她的母亲也跟了过去，但认我家为娘家，来往是极其密切的。她每次回到我们家，对我父亲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的叫的很亲热，我们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带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守灵，并且让他们住在府里，以示无他。段祺瑞本人也天天来看望和照料，只是不在府里住罢了。我们家里的人，由于这场虚惊，心中更是留下了暗淡不安的阴影。

    归葬彰德

    我父亲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被派来承办大丧典礼，在怀仁堂左近设立了“恭办丧礼处”。另外，经国务会议议决，由政府指拨银币50万元，充作丧葬经费。其间，所有有关丧事的重大事项，都要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以后才能办理。当时丧礼处实际办事的大总管是袁乃宽，和我们家里人往返联系的也是他。真正做具体工作的是郭葆昌、童杰童是当时总统府庶务司的人，以前的大典筹备处里也有他。。

    在我父亲死后的十几天，我们家就会同恭办丧礼处把他灵柩从北京移往彰德，停放在洹上村的住宅内。我们全家也随着灵柩回到了彰德。按旧时代的一般习惯说来，我父亲死后在中南海停灵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是由于当时政府的催促，还是由于受了段祺瑞要带兵杀死我们全家这一谣传的影响，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当我父亲的灵柩还停在北京的时候，恭办丧礼处就已经派人到彰德查勘了墓地。接着，当时的政府又派了河南巡抚使田文烈经理墓地的建筑工作。最后决定墓址在离我们洹上村的住宅约有二里的太平庄，这已经是在灵柩移在彰德之后了。那时候，恭办丧礼处已经撤销，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处”已经成立。原来由这个工程处计划招商修筑的坟墓，打算用混凝土修成一个类似城门洞样子的“穹室”，另外还要修上隧道、石门和石墙。修成后大约很像一个小型的地下宫殿。后来，由于当时的时局很不平静，我们家里人都主张死者“入土为安”，这才在原来勘定的墓址，先示个砖圹，然后于当年旧历八月二十四日安葬。安葬以后，仍然由这个工程处继续招商施工，一直到1918年6月方才完成。

    墓地完工以后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到了墓地，迎面首先看见的是很大的一座绿琉璃瓦顶的石碑楼，接着便是左右对称的石柱、石马、石虎、石狮、石人等。再走过一座碑亭，便是所谓“飨堂院”了。这个飧堂院，有大门、有围墙。墙里修建了七开间的飧堂，取名叫做景仁堂。景仁堂的两边还修建了东西配房。景仁堂内，除了供奉我父亲的“神位”以外，还陈列了我父亲生前惯用的家具器物，其中从硬木的书桌、书柜、办公椅、一直到硬木的西式床、洗脸台、小便柜等等，无一不备，甚至于连托盘、醋酱碟，都一一陈列齐全了。过了景仁堂，再经过一道铁门，便是我父亲的灵墓。上面已经谈过，在安葬的时候，由于时间过于紧迫，不能按原定的计划修筑，只是造成一个砖圹。后来，大家认为砖圹既不能持久，也不甚安全，这才决定在这砖圹的外面，加修一层洋灰钢筋的套墙。在地面上还修了一座三层的墓台。记得第一层的尺寸是：南北长28丈，东西长25丈5尺，高9尺。这个墓台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我父亲的墓地，一共占地将近140亩。墓园之中，除了上述这些建筑以外，墓地四周还种植了很多松、柏、梅、槐，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我们家移种的。按照河南的旧俗，凡是树木苍郁的地方，都可以叫做林。因此，他的墓地也由政府明令规定叫做袁公林。袁公林设有一个管理员，由我们家推荐委任。管理员以下，还雇用了司事、打扫夫、夫头等十几个人。另外，还典了祭田10顷，就用这些祭田的收入充作日常费用。为了监督收支款项，并且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袁公林，还成立了个袁公林董理社。每年推出几个人轮流值年，主持和管理袁公林的各项事务。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当时由政府拨款50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9万元，其后的移灵，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50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8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都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1万元，最少的是2000元，总计共收到捐款25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

    树倒猢狲散

    我们家里的人在我父亲安葬后不久就分家了。大哥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40万元，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12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我约略记得，他们弟兄每人还分得10条金子，这是否也包括上述的钱数以内，因事隔多年，已记不甚清了。女儿们每人只给嫁妆费8000元。我娘和各个姨太太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当分家的时候，我父亲生前的贵重衣物，大部分都没有了。上面曾经谈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曾偷偷地叫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她的屋里去。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生活上的一切，后来都由她一手经管，是否还有类似偷走铁柜的其他情况，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分家的时候，按着房头，每房分了一只皮箱，箱内只盛半箱衣服，那还都是我父亲生前穿过的。每个箱子里都放有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篷。我母亲分得的那一件，却是极其陈旧的了。

    我父亲生前所置的房产，向来是由袁乃宽负责管理的。据袁乃宽说，只有北京、天津房产各几处。北京城内，计有锡拉胡同两所，炒豆胡同一所。北京郊区，有海淀挂甲屯房产一所。在天津，计有英租界小白楼“矿务局”一个大楼，这是我父亲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们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那个地方。还有河北地纬路房产一所，便是二哥后来在津所住过的那一处。这些房产，是他弟兄在以后才分的。至于到底是怎样个分法，我们姐妹们谁也没有过问了。袁乃宽所说的房产情况，大家认为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是，管房产的人既没有这么说，我父亲又没有留下什么遗嘱，最后只得罢休。我父亲还在彰德置有地产，是派由徐天成管理的，这些地产是怎样分的，现在也记不清楚了。

    分家以后，这就到了真正“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过了不久，大、二、三、五、六、八6个姨太太先后带了自已的子女搬往天津居住。我娘在彰德住了两年多，后来也移住天津。九姨太太先还住在彰德，最后也搬到北京去住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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