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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美国看病难的问题

    引子:美国的医疗条件非常优越,不过对习惯“中国式看病”的人,寻医问药不一定来得容易。简单地说,除非急诊或专科,这里的病人一般不去医院,而是首选家庭医生的诊所。由于熟悉患者病史,家庭医生可采取电话指导、开处方药、面诊等方法,直至推荐给专科医生。但因社会对医生行业的推崇以及高额回报,也有少数不适合做医生的人跻身其列。因此了解医生的资质,避免落入庸医之手,非常重要。由于我没有及时更新家庭医生,就有了下面这段遭遇。

    2013年的元旦过后不久,我大病一场,发了14天的高烧,一度觉得离死不远。虽然恢复了两三个月,仍在体验着病去如抽丝的滋味,想记录此次经历的念头便愈发强烈,但重点不在生病本身多么难过,而是有的美国医生可以多么荒唐。

    生病之前我非常忙碌,已经感觉到了疲惫,但更直接的导火索是滑雪玩过了头,回来就发起烧来。因为再无其他症状,我以为靠泰诺就可以挺过去,可没过多久热度就卷土重来,气力也渐渐消散。我预知大事不好。

    到了第四晚,泰诺已失效,体温持续在102~105华氏度,伴随一波猛过一波电击般的寒战,难受得无以言表。瑟瑟地哆嗦到天明,我立即给附近的loyola医学院打去电话,求见医生。它是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西北大学医学院齐名的医疗机构,除了偌大的中心校区,到处都有它的附属医院和诊所,非常方便。

    由于近年来住址变迁,我忽视了找个家庭医生,只好请客服推荐一位。她建议我去一家无预约诊室,与医生诊所功能相同,又不用等待。求医心切,加上对大医院的信任,我听从了她的安排。这是第五天。

    诊室环境优雅,氛围轻快,我恍惚觉得自己来到的不像是救命更像是度假的地方。护士的前序工作完成后,来了位白人男医生,查看一番心肺五官,一切正常,但化验检出了链球菌阳性,据此他确诊我得了脓毒性咽喉炎。我吃惊极了,因为这个病我熟悉,除了发烧我的症状一点也不像,何况刚才不是还说咽喉都好吗?那个蓝眼睛的家伙对我的疑问不置可否,开了十天的阿莫西林,就把我打发了。

    回家后高烧持续,地暗天昏,熬至次日傍晚,不得不再去复诊。因为脱水严重,连技艺高超的菲籍护士也连捅六针才给我挂上点滴。直觉告诉我这不是脓毒性咽喉炎的问题,但那位医生坚持己见,强调或许是阿莫西林有时需三四天才起作用,要我耐心等待药效显灵。我从未有过如此衰败之感,不安地请教如若不好怎么办,他明显不爽,在我重复几遍后才淡漠地表示只有去急诊。

    无奈之下向一位在外州行医的闺蜜求救,她也判断我绝非是咽喉炎的问题。惊诧于那个医生何以如此无知之余,闺蜜命我马上去看急诊,以防高烧引起危险的并发症。于是,第八天,病得七零八落的我被送进loyola中心校区急诊室。医生是位安静的黑人,听我陈述完病情,惜字如金地说了几句话,呼啦派来好几个护士、技师将我推进推出,轮番检测。大医院设备先进的优势马上显现出来,只是被一管接一管地抽血,我觉得自己都快被抽成木乃伊了。

    下半夜的医生换成了个灰发白男,活力十足,像一头亮丽的斗牛冲进冲出。与前一位相反,他不断向我更新信息,这个正常那个也正常,捷报频传。但当看到护士送来泰诺时,我傻眼了。我表示已经服用过泰诺,它对我已不起作用,并会引起胃绞痛,希望换一种药。不料这个正常要求,却惹得“牛医生”极为不快:“我工作了二十年,从没听过这种事,告诉我为什么?!”我惊讶极了:“先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至少从今天起,你再也不必问这个问题了。”

    药虽然给换了,但从此他的脸拉得老长,好像突然发现我跟他前妻长得很像似的,非常莫名其妙。折腾一夜,除了个别结果尚需等待,一方面所有检测报告都显示正常,另一方面我必须靠静脉点滴维持小命。无法确定病因,自然也无药可治,我只好继续忍受煎熬。

    高烧中又挨过一天,我去见新找的主治医生。首先接待我的是一位身型庞大的女护士。她从嗓子眼里哼出一声职业性的哈喽后,要求我脱衣脱鞋测身高体重。我当时已是一块过了保质期然后摔到地上的老豆腐,早都散花了,不能承受任何风吹草动,加上前两天刚量过,便气若游丝地问能不能略过这步。她瞥了我一眼,让我撸起衣袖量血压,见我做不来,大眼珠子滚动了好几圈才勉强伸出援手。事后她一扭一扭地走出去,跟医生说了句“她不配合”。

    我很意外她会这么想,待女主治医生一进来立即试图解释,但后者的想象力已被激发,说什么都晚了。她劈头问我有没有抑郁史,我不明就里,承认有过。不料她刨根问底,大做文章,居然要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很不解,问她我父亲去世我抑郁,我发烧十天我抑郁,这不都很正常吗,我想知道我身体怎么了,你大谈心理干什么?

    她终于打住了,又讯问我是否酗酒,是否吸毒,有几个性伴侣,是否可能染上艾滋病毒,并目光犀利地强调我必须说实话,她才能真正帮助我。我彻底晕了,但发扬回光返照的精神,一一给出否定答复,并恨恨地意识到,我的确需要心理医生来抚慰这颗脆弱的小心灵了。她语气慢慢变缓,让我补验艾滋病,以及去做ct查癌症,同时不排除我可能染上了严重的感冒病毒。从诊所出去有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我下定决心,就是死在这街头,也绝不再去见这帮自以为是的家伙。

    后来据朋友分析,根据我仅有的发烧症状、良好的检测结果、不合作的态度,该医生认定我并无大恙,寻求关注是真,所以需要治疗的是心理。这一点上,她的职业判断非常愚蠢。怀疑免疫系统出现问题虽然合理,但咄咄逼人的态度表明她并非良善之辈,跟她就此诀别是明智的。

    更荒唐的是,当我后来查看就诊记录时,惊讶地发现,最开始说我得脓毒性咽喉炎的那位医生,在“症状”一栏下居然写着“咽喉疼痛红肿”,一个十足的谎言—为了支持自己的误诊,显然他编造了病例。

    综合一个星期以来艰难的求医历程,我的感受是,这家医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撇开华丽的装潢,和为患者健康着想的幌子,它更像三流的生意人。医生居高临下,优越感十足,对患者病情毫不上心,只依据流程机械cao作,既不承担风险还可高额收费,功利的本质一目了然,连以“医学不是万能的”或“医生也会犯错”为借口,都显得太过勉强。

    毕竟非我族类,以致最近我变得很种族主义,深埋心中的“仇恨”破土而出。有白人朋友告诉我,美国医生里缺德的其实挺多,他们被无良对待的时候也不少,关键是以后要挑个好的。的确,本来我对这家医院印象不错,每当重大事故发生,伤者动辄被空运到此,说明它的某些专科非常先进。怪我没找家庭医生,而且得错了病吧。

    不过为我做ct的技师非常温和体贴。他白白的头发、白白的胡子,圆圆的肚子、圆圆的脑袋,尽管身着浅蓝工服,却活脱脱像一圣诞老人。他满口honey、honey(宝贝)地叫着,温和体贴,让人有些受宠若惊。比如他见我穿着病服瑟瑟发抖,马上送来烘热的线毯;我准备喝药时,他就像哄小孩般把注意事项解释得一清二楚,言语之幽默让我笑出声来。我猜他见我做这么大一单检查,怎么也得有一两种绝症吧,拿出的大概是临终关怀的态度。

    高烧在第十五天终于停止了。片刻的喘息和欣喜之余,我发现自己像一片残垣断壁,收拾起来困难重重。很长时间过去后,我握个餐具、端杯咖啡仍旧险象丛生,至于规模稍大的动作,就更望洋兴叹了。虽然恢复极慢,好在我癌症艾滋全没得上,脑子也没烧坏,大结局就是我根本没病!

    最可笑的是,女医生来电通知我ct结果时,仍没忘提醒我约见心理治疗师—找不出病源,她更相信我没病装病了。我心想,除了太上老君的炉子我没钻过,我磨炼得还少吗?从县城户口变成北京户口,从中国户口变成美国户口,我还想从地球户口变成火星户口呢,抑郁个头啊。

    无独有偶,我有个朋友也久病不愈,规律性地发烧头疼,痛苦不堪。更惨的是,她先后被三位医生分别诊断为鼻窦炎、肺结核、红斑狼疮,曾被要求立即动刀。尽管后来被一一否定,但她工作生活两误,无奈自己做起了研究。博士的科研能力就是强大,她怀疑自己染上了某种病毒,经专家证实果然不假,对症下药终于痊愈了。

    美国每年有无数病人被误诊。由于对医生没有个人问责制度,患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不幸遇到庸医非常可怕。我的体会是,这里的医生开膛破肚、大卸八块非常厉害,但疑难杂症、半死不活的,病人只能自求多福了。而且发烧不算病,如果有命就熬得过去,熬不过去命就没了,生死这时只靠自己。

    跟原先做过神经外科医生的好友聊到这事,他笑道:“你绝对没病,都是那几天的陨石雨闹的。你那是跟宇宙联系呢,一定是灵魂给折腾到俄罗斯去了。”他说的是那年2月,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那场陨石灾害,而我曾经学过十年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