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份

    农民夫妇一胎是男孩，不允再生，一胎是女孩，隔三年再生第二胎，这是基本国策。孩子越多，负担越重，这是生活常识。为什么敢生这么多呢？

    他们之所以要超生，除了传宗接代的观念之外，除了多儿多福的想法之外，其中利益驱使的原因也是重点，那就是生孩待田地，坐等分集体田地的征收补偿金。

    因为早有定论，按照内部不成文的惯例，凡是新增人口，可以依先后次序排队等待，不管是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的，每隔十年来一次的局部大调整，还是在个别农户之间进行的，每隔五年来一次的小调整，组里会将死亡，迁走，或嫁出之人口的田地收回，再将收回田地，调整给新增人口。

    自从村里划入开发区，村里的田地便不断地被政府征收，田地被征收了的农户，由政府安置为工人，或变身为市民。虽然田地征收的事，没人算得准，但是这回没征收，可能下回就征收了呢，也许等不到国家再进行统一的整体大调整，村里的田地就全部被征收了呢，或者农村改社区，人人都由乡巴佬变成城里人了呢。

    补偿金哦，那可是一笔可以花几辈子的钱呵，一家人脚跷起来，坐着不劳动，也衣食住行不用愁了嘛，非农业户想有这把好运气还想不到呢。说白了呐，就是一锤子买卖，且价格不菲，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砸到谁头上就是谁的，弯腰捡起来就是，缩手揣进怀就是。

    好比瞎猫碰上死耗子，只此一次，这辈子都不会再有第二回了，不由得不叫人利令智昏。在乡村，田地被征收了的农户为钱，田地没征收的农户为田地，吵闹争夺的家庭纠纷案件也随着增多，父子分家的有之，兄弟分家的有之，夫妻分家的有之，其中不缺割钱断亲，老死不相往来的。

    而且，针对田地征收补偿金，乡村田地已经被征收了的，乡里，村里，组里例行的策略，并不是征收哪户的田地，补偿金就直接给哪户，而是统一缴给开发区，开发区再拨给村里，村里再拨给组。补偿金到组，也不是征收哪户的田地就给哪户，而是作为集体财产，人人有份，按人头平均分配，人口越多，自然就得到越多。只要算是组里的人，就可分一份，不管有无户口，也不管是不是黑人丁，更不管是私生，还是婚生，只要大家认可是这个组里的人，分钱就少不了那一份。

    既然是按人头分田地，也是按人头分补偿金，组里人人有份，征收了的和没征收的农户之间不存在利益差别，那么新增人口要不要田地都无所谓，就不存在田地再调整的需求。因此，谢河畈的田地，不管是一次轮包之后，还是二次轮包之后，十几年之间都没有调整过。

    前头乌龟爬开路，后边乌龟照路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直从村里被划入经济开发区，村里不少育龄夫妻就暗中进行生儿生女的比赛。因为开发的第一步就是征收田地，征收田地就会有补偿金，孩子是自家骨rou，生一个就替自家赚一笔，多生一个就多拿一份钱哩，生得越多，就赚得越多呗。而每人按份分配所得的金额，依别个组的先例，约几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可全县农村平均人收入不到四千元，几乎是过去超生罚款的十倍，甚至是百倍，除了中彩票，和当大老板，试问，到哪里去找这样轻松的赚钱方法？

    何况，如今国家政策优待农民，既免了农业税费，还可得粮食补贴，种子补贴，灾情补贴，水利补贴，农机补贴，家电补贴，母猪补贴，又免了贫困户小孩的学杂费，住宿费，遇到大病还可享受医疗救助，如果生活实在困难，还可吃低保呢。外出打工，只要勤劳肯干，遵纪守法就能挣到钱。反正呐，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儿女生下来能活着，阎王不收命就行嘛，反正呗，社会不兴见死不救，一棵草一滴露水珠，天无绝人之路嘛。

    具体到宅基，菜地，自留地，也是人口越多，就分到越多。菜地和宅基，若是转让，或出售，更是面积越大，钱就卖得越多。不少村民，即使在城市买铺面做生意，或买了商品房搬迁定居，或买地基建工厂当老板，或夫妻双双当技工，全家人在城市里生活，过着不比城市人差的日子，其家庭承包的乡下田地，就是抛荒也不会撒手，更不会迁出户口，办理“农转非”手续。

    在农村，不领结婚证，只举行婚礼的夫妻不少，同吃同睡就是两公婆，不办准生证，只管生孩的夫妻也不少，同生同养就是接代人。只需求按民间风俗行事，得到亲友认可就行，至于国家规章制度的遵守，不在考虑之列，领不领证无所谓，户口要不要也无所谓，似乎不需要法律的保护，和政府的管束。

    他们根本不熟悉国家的管理体制，也不理解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更不能主动配合地方执行社会公务。因为耳闻目睹许多超生现象，却没见有关部门进行查处，平时也没见基层政府管制，超生行为从半公开蜕变成公开的秘密，超生对象仍旧逍遥法外，这就给村民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国家已从默许到默认，而实际上，超生行为一直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也许不可能融入主流社会，成为精英人物，及中坚力量，只是见样学样，跟随着身边的背影，亦步亦趋，打着擦边球，沿着边缘走。穿行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谋取灰色收入，并当作一种非凡的本事，炫耀于世。

    当初逃避，或绕开了法律政令严厉打击的一面，心存侥幸而沾沾自喜，而得意洋洋，却不知晓不遵纪守法，最后受惩罚的必是自己，区别在来得早与应得迟而已，只有事到临头，才醒悟丧失了它保护的另一面，然后悔之晚矣。

    村学村，群众学党员，户学户，农民学干部。特殊国情哦，对策总是应政策而生。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形成的民俗习惯力量，往往大于普教普法带来的文化常识效果。几千年民间传统观念，口耳相授而深入骨髓的种种不道义行为和思潮，及不良风气和品行，在生活中根深蒂固，形成集体无意识，人多势众，群威群胆，就变成了社会的一部分，不可抗拒的混乱动荡因素，连执政党都担当不起。

    法律与社会共识，群体行为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动态关系。如果没有普遍的社会共识，群体行为做后援，任何成文的法律都可能外化为现实社会的赘物，当现实的利益与法律产生冲突时，法律更可能不被遵守，而是被交换，被篡越，被绕过。

    谁想举一人之力，扫天下龌龊，洗天下污浊，那才是真正的疯狂呢。沉疴积弊，纵然顽疾难除，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嘛，纵然积习难改，也是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嘛，不能除恶务尽，只能带病生存，和谐社会，大局稳定压倒一切，安定统战是最重要的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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